Publisher: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Sanhui (October, 2016)
Language: Simplified Chinese
ISBN: 9787511730572
Introduction:
民主真的诞生在雅典城邦?
议会制度真的是英国送给文明世界的礼物?
为什么妇女在远离现代欧洲权力心脏的地方更早地赢得了投票权?
如果在不久的未来,民主在世界上枯萎了、消失了,那又会怎么样?
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在本书中向有关民主的起源、含义和当代意义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他将民主历史分为大会民主、代议制民主和监督式民主三个阶段,追溯了民主不断变化、备受争议的含义,解释了现代民主为何以及如何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
克里斯提尼、弥尔顿、甘地、罗莎·帕克斯以及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民主捍卫者——开创政党政治的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主张废除奴隶制、呼吁妇女投票权的安吉丽娜·格里姆克等——在书中轮番上场,公民大会、代议政府、菩提民主、强人政治、陪审团、出版自由等概念见证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全球发展。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通过众多历史事件呈现出来,基恩强调,当今世界的监督式民主来之不易,而民主在未来仍有可能滑向深渊。
[澳]约翰·基恩(John Keane)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生于澳大利亚,以对民主及其未来的创新性观点而闻名。他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是“悉尼民主网络”(SDN)的联合创办人和负责人。
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他最近的研究兴趣扩展到中国、亚太地区的民主政治问题。
其著作有《民主与媒体的堕落》《暴力与民主》《全球公民社会》《一种政治生活:汤姆·潘恩传》《中国式民主》(将于2017年出版)等。
译者简介:
安雯 :译作另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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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朱凡
2017-01-18 12:01 来源:澎湃新闻
《生死民主》一书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不同于正统叙事的观点。约翰⋅基恩试图在对民主历史的梳理中回答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现在都在走向深渊。从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到民粹主义的兴起,从中东地区连绵的战火到世界范围内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的世界政治进一步验证了他所反复强调的“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他还在书中对民主诞生于古希腊这一早已成为定论的观点发起了挑战,宣称“民主之灯点燃于东方”,还提出伊斯兰世界也有着民主传统。
作为以“民主”研究而著称的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如何看待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危机?特朗普的胜利是民主的悖论吗?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欧盟作为跨国界的民主实验是否随着英国退欧宣告失败?民主历史中的东方线索有何证据支持和现实意义?澎湃新闻就这些问题对约翰⋅基恩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全文。
约翰⋅基恩正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生死民主》的英文版在2009年就出版了。您在书中详尽地描绘了民主在人类历史中的起起落落,并且始终强调其“脆弱的偶然性”。在此前提下,您如何看待过去的2016年所见证的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危机?
约翰⋅基恩:这是自从这本书2009年出版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处理和写作的问题。事实上,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是《伦敦时报》刊登的,那是一篇非常棒的评论。奇怪的是,这本书在欧洲和美国出版的同一时间,英国议会传出了一则重大丑闻:一组泄露的文件显示,英国几乎所有的政客都涉嫌腐败。当时,英国的一些报纸出于对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的担忧没有报道这一事件,但《电讯报》连续好几个月每天都会发表其中的两三个故事,情节之离奇如同来自小说。比如有一个政客用收受的贿赂在乡间别墅的院子了建了一个池塘专门用来养鸭子,诸如此类。这一系列的报道连续发布了几周后,我的书面世了,《伦敦时报》的记者在书评中说:“如果你想要理解当前的腐败危机,就读这本书。”讽刺的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系列腐败事件,但出版的时间非常凑巧,英文中有一个专门形容这种情形的词汇,即“机缘巧合之下的意外所得(serendipity)”。
2009年以来,在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危机都愈演愈烈。这不仅发生在欧盟内部,也发生在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在南非和印度也同样如此。我在写作时没有预见到的是,这已演变成为自19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多种因素汇聚到一起,共同驱动了这场危机的发生。这些因素中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9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所得的90%都流入了1%的人口手中,这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于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什么样的民主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其中的一个动因。
西班牙M-15反紧缩运动。
其次,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中产阶层人数都在减少,在美国、英国都是如此,在希腊则几乎崩盘。中产人士对很多事情感到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由于不平等的加剧和中产阶层的缩水,很多人担心自己的下一代无法拥有同等的生活品质,没有保障津贴,福利国家衰退。不满情绪在民众中间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持续滋长。从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到,年轻人对于政治、政客极为反感,他们对现状感到愤怒,不愿加入政党,其中一些还诉诸了行动。例如西班牙2011年5月15日开始的反紧缩运动(M-15 Movement),参与者就是一群自称“愤怒者”(Indignatos)、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年轻人。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体系的崩溃。卡特尔政党模式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由两到三个主流政党执政,例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2009年以后,这一体系在英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美国都遭遇了挑战。
最后一点是,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不仅仅是选举被金钱左右,民众还日益感觉到很多重大决定的做出并未征求议会、政党和选民的意见。例如过去十年间爆出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丑闻,国家安全局未经同意收集公民个人数据的丑闻,很多政客也都蒙在鼓里。再比如说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尽管目前看来极有可能流产,但令人震惊的是,关于这个本可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区的所有商谈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不是因为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说了些什么。这种跨国界的权力关系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发展并不受到议会、政党和选举的制约。
将以上所有的趋势放在一起来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危机已经发生了。民粹主义是这一危机在当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形式和修辞,它攻击建制派、政治精英和卡特尔政党,召唤对现实不满的“人民”。它的特点包括反移民、种族主义倾向、仇外,这些特质都和民主价值背道而驰。当我决定以“生死民主”作为书名时,并没有预料到全球现有的民主制度会遭遇如此深重的危机,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民主制度未能幸存的时期。雅典人被亚历山大大帝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军事征服,美国在19世纪中期陷入严重内战几乎覆灭,代议制民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灭绝,因此,这本书想要呈现的正是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民主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制度,并不存在守护民主的历史定律。人并不是生而民主的,民主的存续是因为民众和统治者努力地维系这一制度。
我无法判断目前这场危机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正在见证一个两股潮流汇聚的巧合。一方面是我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的分裂、对于民主及其未来的乐观情绪的消散,另一方面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当公众不再信任议会、政党和选举,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正在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和公众的普遍不满,中国模式就成为其有力竞争对手。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特朗普当选为下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危机的现象之一。特朗普的当选是否揭示了民主本身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特朗普公开攻击民主价值,但另一方面他的胜选是选民的选择,很多西方学者都表示特朗普的当选恰恰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仍在有效运行。这是否说明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自毁倾向?
约翰⋅基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最近刚刚在《赫芬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短文专门谈这个问题。事实上,古希腊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民主存在制造煽动家的危险。煽动家以人民的名义发声,从而蛊惑民心,摧毁民主。经典的希腊观点认为,民主的危险在于制造出煽动家,他们往往与富人和贵族结盟,暴政由此产生。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想要表达的是,古希腊人的这种观点跟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高度相关。我们在现有民主的这场危机中见证了这样一批领袖和党派的出现,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法国的玛丽·勒庞,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他们说着人民的语言,大多与富人关系紧密,对民主并不热爱,但却利用选举来获得策略性的收获。我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动态是一种将会带来深刻反民主后果的民主现象。
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多有着残暴和煽动性特质的案例。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一批号称信仰人民的俄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暴力才能推翻沙皇体制,导致的结果却完全是负面的。在1920年代,也就是民粹主义最近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时候,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质。美国就出现了一场关于特朗普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大讨论,他身上确实有一些法西斯主义特质,反对体制,撒谎同时不间断地质疑不诚实的媒体,以“人民”名义发声,仇视某些少数族裔,诸如拉丁裔、穆斯林、黑人、女性,他攻击建制派,他的很多支持者都带有暴力色彩……你能否想象,美国的新任总统曾经建议说希拉里应该在没有警察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活动,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这让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感到不安。所以,民粹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带有某种民主感,但就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它和煽动家、暴政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对抗民粹主义?19世纪末的美国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带来启发。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美国农村出现了一群民粹主义者,他们批评城市,批评大公司,他们说美国的穷人在被压榨,要求人民要有发言权,要打破建制。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进步主义的诞生。作为对民粹主义的回应,政党、政治家、立法者开始改变政策,应对问题,民粹主义运动就此平息。现在最令人不安的是,奈杰尔·法拉奇、唐纳德·特朗普、玛丽·勒庞、基尔特·威尔德斯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是对的,那就是确实有很多很多人对现状感到愤怒。他们气愤、失望,觉得生活没有在变好,因此打算拍案而起,投票反对建制。所以说,民粹主义带着几分真相,问题在于是否会有另一个选项出现,代表进步的方向,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将公众纳入其中,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选项中必须包括失业应对计划,包括对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更新,也一定要包括增加对富人的税收然后重新分配给中产和穷人。
瑞士不久前就“基本收入”进行了全民公投。
每一个危机之中都蕴藏着新事物的种子。目前,一种重要的新尝试已经出现在了欧洲和一些其他地方,那就是“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理念。这一理念认为,每一个公民,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肤色人种,都应该作为个人得到一笔由税收支付的基本收入,这笔钱作为安全网可以让公民安心地从事工作。瑞士不久前刚刚就这一议题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尽管没有通过,但有30%以上的公民投了赞成票。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出现了这样的实验,苏格兰也可能会进行。可以说,这次危机把不公正、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如何让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些问题摆上了台面,我认为(“基本收入”这样的回应)是解除民粹主义威胁的唯一方法。
澎湃新闻:您在《生死民主》一书的绪言中提到,欧盟是现有民主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的潮流。在英国退欧及其引发的回响面前,是否可以认为欧盟这一民主实验已经失败?
约翰⋅基恩:六十年过去,欧洲一体化变成了欧洲分裂化。为什么?银行和信用机构濒临破产,政府对银行的财政援助是以公民的利益为代价的,随之而来的经济紧缩实际上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中,日本式的经济停滞成为了常态,欧洲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足1%,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欧盟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都深陷战争泥淖。现在,欧盟又面临普金主义的挑战,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军队开入了乌克兰的领土,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感受到了俄罗斯入侵的风险。因此,欧盟将范围扩大到巴尔干国家、甚至将俄罗斯也包括进来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此外,还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他们来自欧盟卷入的战场。所以,欧盟面临所有这些潮流的威胁,包括我之前提到的民众对政党体系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者们慷慨陈词道,“欧盟把一切都搞糟了!我们要重新收回边境!英国归英国,法国归法国,德国归德国。”这种论调是要让欧洲退回到了1920、1930年代,那个制造了大灾难的时代。
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欧盟的晚期衰落,欧盟目前的分裂一旦深化是否会将其带回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很多欧洲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分裂的势头持续下去,导致国家间竞争加剧,不平等加深,排外情绪滋长,种族主义,这是一种非常丑陋的前景。这种情况下,现有的监督式民主不一定能够幸免,很可能会出现专制、暴虐、煽动性的政府。而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英国离开之后,剩下的欧盟27国意识到现在亟需新一轮的联合,这将意味着清理银行系统,结束紧缩转而采取扩展性经济政策,例如大力投入基础设施、通讯、新能源系统。然后是在欧盟范围内重新分配财富,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非常富裕,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非常贫穷,重新分配财富无疑将让欧盟变得更受欢迎。
在这个重新分配和更新欧洲的过程中,必须以某种方式加强欧盟政府机构的力量。欧洲是一个两层的体系,第一层是国家,第二层是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而归后者支配的财政权只占欧洲经济增长的1%。这意味着欧盟层面的统治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它在和普金的角力、难民问题、处理银行和信用系统、经济振兴等领域纷纷失利,也就自然没能说服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相信欧盟能够带来好处。只有当布鲁塞尔变得更坚决,余下的成员国意识到重新达成联合共识的重要性,这场危机才可能化解。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大,但我想这是欧盟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
支持退欧的民粹主义者是在怀念昔日的大英帝国。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英国退欧的经历传达了很多东西。这是一次全民公投,但真正投票表示支持退欧的成年公民的实际人数是总人口的37.5%,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公民把票投给了退欧。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在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中,7%投了退欧票的人说他们后悔了,第二天他们就意识到这是错误的。苏格兰的大部分公民并没有选择退欧,北爱尔兰也是。这是一个带有某种荒诞意味的民粹主义剧本。现在,在如何进行退欧程序以及何时进行等问题上,英国政府陷入了巨大的困惑。过几天,英国最高法院就将针对英国能否开启退欧程序进行裁决,最高法院面临的困局是,有权决定是否退欧的是议会而不是人民,这是巨大的制度困惑。与此同时,大公司表示如果退欧发生将撤离英国,经济在衰退,贫富差距在拉大。
我的观点是,那些支持退欧的民粹主义者是在怀念昔日的大英帝国,他们认为英国能够在世界上重新变得强大,这是后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在英国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决定受到惩罚。如果英国真的退出欧盟,布鲁塞尔和余下的成员国很可能对英国进行制裁。对于欧盟而言,它需要警示其他成员国,因为一旦其他成员国也决定退欧或者仅仅表达退欧意愿,欧盟危机将进一步升级。法国大选正在进行,这个问题将成为接下来几个月大选的中心议题,“我们是欧洲人吗?我们要不要留在欧盟忍受这些保障欧洲和平的复杂安排,还是选择一个法国人自己的法国?”我们拭目以待。2017年是个大年,很多欧洲国家多将进行总统大选。在不久前的奥地利大选中,一度民意领先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落败了,尽管从选票上来看这是一次很小的胜利,但对欧洲计划的继续而言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胜利。
(总而言之),欧盟实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对主权领土国家的弱化,它试图将民主的意义扩展到国境之外,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实验,但现在遇到了问题。
澎湃新闻:《生死民主》这部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您在书中尝试建构起一条民主历史中的东方线索。您最初为何会从这个方向进行探索?
约翰⋅基恩:关于民主起源的标准叙事实际上起源于十九世纪早期,也就是说,民主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是民主的故乡,民主是西方文明送给全世界的伟大礼物。对我来说接受这种观点的困难来自上一代的考古学家的发现,例如我在书中提到的雅各布森(Thorkild Peter Rudolph Jacobsen,1904-1993),他是丹麦人,曾经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他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城市尤其感兴趣,例如巴比伦、尼泊尔。1930年代,他在田野调查中首次发现了“民众大会”(assembly)的证据,比雅典早了大约2000年。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种集会传统是从腓尼基世界传入希腊世界的。而民主的早期形式大会式民主的涵义即是一群(男)人在公共场合聚集共同决定事务,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基本机制“民众大会”其实是一个东方的发明。另一个例证来自语言学,民主的希腊语单词是“Dēmokratia”,它的词根分别是“Dē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很多学者认为民主这个字眼本身就是一个希腊词汇,但实际上,这个词汇的产生要早于希腊语。在一种直到1950年代才被破译的古文字B类线性文字(linear B)中就有“Dāmos”,意为一群要求统治权利的穷人,这比雅典早了500到1000年。这部书是第一部民主的全球史,所以我尝试把这一观点写进民主的历史叙事,在证据的支持下打破西方民主信条。我想说的是,在考古和语言学证据面前,我们应该质疑雅典是民主诞生地、希腊是唯一诞生了民主的地方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民主之灯是在东方点燃的,而不是西方。
约翰⋅基恩认为,清真寺在历史上曾是“民众大会”的一种形式。
澎湃新闻:您还在书中写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传统,这也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观点。
约翰⋅基恩:这很不寻常。这其实是长期在伦敦生活的产物,我有很多的穆斯林朋友,与很多穆斯林学者会面,是他们鼓励我往这个方向思考。例如,清真寺是宗教崇拜场所,但在历史上,清真寺这个词诞生于伊斯兰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时期。在当时,清真寺是“民众大会”的一种形式,是人们聚集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清真寺出售蔬菜水果甚至酒水,天气热的时候人们也会聚集在清真寺,那里有给动物饮水的地方,有人去世了人们也会聚集在清真寺进行哀悼,也有人在这里发表政治演说。关键在于,伊斯兰世界保留了关于民众大会的记忆和实践,保留了有关人民自我治理能力的理念。这当然不是正统观点,正统的西方观点认为伊斯兰永远是民主的敌人,但事实上伊斯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澎湃新闻:这种观点在当今世界有何现实意义?
约翰⋅基恩:这本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观点是,那些无视历史的人一定会误解当下。特朗普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宣称伊斯兰本质上就是暴力的,男人殴打他们的女人,充斥着不宽容,将把人类带回黑暗时代,潜台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是关于伊斯兰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而我在书中想要展现的是,伊斯兰文明承载着对强权的伟大的敏感性,其中包含有民主的可能性,并曾经将平等和宽容理念付诸实践,这种思想传统与今天的穆斯林仍然是相关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全球性的穆斯林内战:一边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极端教派代表的独裁的、煽动性的、暴力的伊斯兰世界,另一边是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突尼斯和其他很多地方的成百上千万穆斯林,他们认为并且觉得身为一个穆斯林本身就意味着宽容、尊严、平等,因此需要民主。印度是一个现实例证,印度是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民主制国家,印度的穆斯林一直坚持拥护民主、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这是事实。这本书对伊斯兰的重新解读想要揭示的是,伊斯兰可以有很多重涵义,它曾经是一个帝国,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确实使用了暴力,但它也包含着对权力的敏感度,和对于分享权力的重要性的体认。应该记住的一点是,伊斯兰从来不欢迎君主制,它一直采用共和制,而在伊斯兰传统之下由谁来统治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现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展开的这场巨大挣扎,就是关于谁来统治穆斯林以及如何统治的问题,这是一桩尚未完结的公案。而关于伊斯兰的东方主义观点只会给这场内战帮倒忙,这种宣称穆斯林就是暴力、危险、恐怖主义的论调在非穆斯林世界被重复得越多,暴力的反噬就会越严重,发生在柏林、尼斯、伦敦、悉尼、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土耳其的袭击是内战的一部分,东方主义使之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实验,有超过两千万的穆斯林居住在欧洲,这是一个很大的社群。现在民粹主义使得穆斯林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滋生了暴力。恐怖袭击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暴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本国制造的,暴徒往往是欧洲的穆斯林居民。不是遥远的伊斯兰国在摧毁西方文明,是欧美自己在制造恐怖主义者。
澎湃新闻:就像您所说的,对于伊斯兰文明中包含的民主传统或者说民主精神的认知,对于人们理解恐怖主义很有启发性。那西方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
约翰⋅基恩:大学里的穆斯林学者都非常高兴,他们对这一试图改变固有叙事的尝试十分感谢。也有一些带有敌意的反馈,“这不可能,伊斯兰不可能被纳入民主历史”。但大多数的读者是感到惊讶,感到有些困惑,这个改变叙事的尝试让很多人深思。
澎湃新闻:在其中一个章节,您采用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的女性历史学家的口吻来描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为什么会采用这一手法?
约翰⋅基恩:德谟克拉西亚(Dēmokratia)本来就是一位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关于民主为什么是女性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我想是因为女性给予生命,因此被敬重、被畏惧。而很重要的一点是,民主一直有着精神性的组成部分,世俗性的民主是一个例外。认为可以消灭宗教而后建立民主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核心观点,这是一个特例,并且失败了。历史上记载的每一个民主案例中,民主的精神、语言、机构都和灵性与虔诚有一定关联。在古希腊,当男性公民举手或把小石子投入一个罐子投票,他们相信男神女神们正在看着他们,这些男神女神们可能会被惹恼,所以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尽量作出明智的决定。
这当然是某种玄学,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玄学。举例而言,今天的印度是一个能够运转但问题颇多的民主政体,是一个对宗教和宗教少数群体有宪法保障的民主制度。它也被叫做世俗主义(secularism),但涵义却完全不同,它的意思是,无论你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无信仰者,作为一名印度公民都有践行自己的信仰的平等权利。
之所以采用一位女性历史学家的口吻,是因为我想用文学性的手法做一个试验,这是建立在文学机制上的想像性跳跃。她是一个缪斯,古希腊人认为缪斯能够和神交流,他们会前去向她询问是否应该开战,她的评语会被带到民众大会上,人们会讨论根据缪斯的评语讨论决定要不要打仗。这可以算是一种古老的民主技艺,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述正在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从而让读者正视民主可能再次消亡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换作是在2017年出版这本书,她的语气会强硬得多,整个叙述也会更加悲观。
基恩认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个词汇正在慢慢过时,成为一个僵尸词汇。”
“我们的年轻、进取、多元和开放、对危机和未知的无所畏惧,这些注定了我们将拥有未来。但是这些潜能只有在民主运作下才能被发挥出来,只有当我们的政治更好的反映我们人民的良知,当所有的人,无论党派或私利,来重塑我们当下急需的共同目标时,它才能够被激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昨天的卸任演讲中谈到了民主的现状和对民主的信念。九天后,美国的民主将跨入一个新的、耐人寻味的时代。然而,哲学家约翰·基恩说,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已经过时了。
政治哲学家基恩是悉尼大学和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被英国《泰晤士报》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称其作品有“世界性的影响”。他的著作《生死民主》中文版于去年10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这本书里基恩为“民主”立传,他对“民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讲述民主制度的兴衰生死。
20世纪的民主意味着选举、议会、政党和人民代表,21世纪的民主基恩认为会更加复杂多变。媒体、互联网、人权组织、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公益诉讼和非政府组织,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机制将在民主建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监督着政府的一举一动,官员的廉洁和腐败,权力的分配和滥用。基恩称之为“监督式”民主。
日前,基恩来到了上海进行一场公开讲座,同时接受了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的专访,我们用八个问题,让基恩讲述了他的新书以及他眼中的“民主”。
(视频拍摄/制作:界面新闻文化组罗志远)
问题一:写作《生死民主》的初衷是什么?
基恩:一个半世纪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写过一部关于民主的通史,我感到非常吃惊。最后一位写民主通史的作家叫内厄姆·卡本(Nahum Capen),来自19世纪的美国。卡本认为民主是一个来自上帝的理念,慢慢地渗入人间,而这个理念在内战后的美国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卡本对民主的解读让我产生了兴趣。
在我研究民主的同时,小布什正在准备入侵伊拉克。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诠释和卡本很相似——因为民主是天赐的;因为美国要保卫民主;因为我们要让民主遍布世界每个角落,所以“我们要把民主带到伊拉克。”
这让我很担忧。这种对民主的误解,将民主过分简单化,让我决定开始对民主进行研究和写作。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很短的课题,没想到一写就是十年。《生死民主》描绘的是一个“新”的民主史,让读者能把“眼睛放在脑后”,更加清醒地看待这个复杂的、奇妙的民主历史。许多有趣的故事、人物、思想在这当中涌现。当然这些民主大都以失败告终。希腊的民主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美国几乎在19世纪的内战中自我毁灭,法国大革命以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亡?这也将对民主的未来进程有很大影响。
写《生死民主》的一个初衷可以这样概括:对过去的无知让人误解当下,对当下的误解让人看不清未来。通过这本书,我想说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这个词汇正在慢慢过时,成为一个僵尸词汇,尽管无数美国的政治学家仍然在使用这个词汇。但是,印度不是自由民主国家,南非也不是。它们是另一种民主。历史能让我们对当下的新事物和现象,以及未来的可能更加敏感。
问题二:为什么需要民主?
基恩:推行民主的理由并非一成不变。当我们细看雅典的民主时,虽然那时没有民主理论家,但是通过现存的演讲、剧作、诗歌,会发现他们认为民主是雅典军事强盛的基础,这是雅典人们需要民主的主要原因,这非常奇怪。
当我们再看现代废除奴隶制运动中的那些民主党人士,他们说民主是上帝赋予的,当你问是哪个上帝,他们会说是基督教上帝,你若深究一下,其实是新教上帝。
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广东举办的演讲中宣告民主降临中国,成千上万的人聆听了他的演讲。孙中山认为有一种历史进化论,证明了历史站在民主的一边。民主起源于东方,兴起在西方,又将再次回到东方。这些不同的解读让我相信,民主的含义随着时代在变化。
民主的含义会变化,会过时,所以才要进步。民主是一个不断运动,不断接近,永远达不到的状态。它永远在街角,在巷尾,等待我们靠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不是伊斯兰教义中所说的天堂,也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一个完美的、平等的世界——人们在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餐后进行自我批评。民主更加现实,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对待权力的一种方法:确保“谁有权得到什么,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得到它们”的问题始终保持开放,大家都对此有话语权。因此民主永远不会终结,永远不会功德圆满。
问题三: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要追求民主?
基恩:我认为21世纪人们追求民主的理由是:质疑现状、主张平等、拒绝狂妄。其一来自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观点:民主将权力非自然化,让人们质疑现状、权力、命运。比如我的祖父常说,“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男女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天定的,正常的。”民主带有的不确定性让人们去质疑这些观点,一切皆需讨论,万事皆无定局。君权神授并不正常,贫富贵贱不正常,重男轻女也不正常。这些都不是自然的,天定的,正常的。
民主主张权力的平等,这是民主从诞生到现在都始终贯彻的概念。民主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应该坐在无上权力的宝座上,来统治芸芸众生。因为集中的权力带来盲目、带来自大、带来狂妄。若不受监督,将带来灾难。
权力带来的狂妄,是21世纪需要民主的最后一个理由。这是人们从二战中获得的教训,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是一种对狂妄的警惕、制约和监督。
问题四:《生死民主》中涉及的民主演变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什么?
基恩:《生死民主》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历史上民主演变的三个阶段:公民大会民主、代议制民主和监督式民主。
大会民主最为人所知的代表是希腊城邦中的雅典。希腊语称民主为“dēmokratia”,指那些有奴隶的男人们,聚集在公共场合,来讨论他们是要增加税收,或是发动战争,或是维持和平等等。这些群体的规模都很小,雅典民主的公民群体大约由7000到9000位成年男性组成。
民主的第二阶段是代议制民主。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代议制民主”在一系列国家兴起。指的是人们的自我治理,但是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这对古希腊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那时候希腊语里根本没有“代表”这个词。
代议制民主时代经历了废奴运动和普选权运动,可以说自由、平等的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灵魂。到上世纪30年代,在战火和极权主义下,代议制民主几乎毁于一旦。到1941年,世界上只剩下11个民主国家。
二战后的人们对民主充满了担忧,一些人认为希特勒是民主的产物。这意味着在民主的选举机制下,人们可以推选出一个煽动性的政党和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他可以让大部分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政党,可以给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好处,这是法西斯主义。
我发现那时候不论是左派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还是右派的天主教学者们,都认为民主需要新的机制来制约权力的集中,来防止选举产生的政府作出盲目、狂妄、邪恶的举动。
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民主的含义,我称它为监督式民主。
问题五:什么是监督式民主?
基恩:监督式民主不仅包括了权力机构各级自由且公正的选举,还包括了各种机构、组织和群众,在媒体的支持下,来监督权力的使用。监督式民主既不是政府对人们的监控,也不是秘密地信息搜集。其原则是,这些监督是公开的,这些实行监督的人有责任向人们公开其手段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式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的监控。相反,它假定了群众可以竖起耳朵,擦亮眼睛,时刻关注着权力机构的运作,可以自主思考并不断地学习。
在监督式民主的作用下,选举仅仅是一种必要的监督手段。其他的监督可以来自法院以及政府内部机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每个部门内部都有预算局,监管着这个部门的表现和开支。而更重要的手段来自政府外部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的各种机构和团体,来预警人们,揭发政府或权力机构的里的问题,亦或是赞扬它们。
自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100多个新的监督机构诞生在世界各地。例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维基解密(WikiLeaks),参与式预算,选举改革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 on Electoral Reform),印度发明了无数这样的监督机构,例如通过铁路法庭处理公共纠纷,竞争激烈的印度学生会竞选,以及叫做lok adalats的民法法庭。整个民主系统的生态圈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复杂。政府在记者、公共平台、监督机构审视下如履薄冰。在这样子的机制下,监督式民主意味着人民不仅仅通过一位代表,一张选票,一次竞选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拥有了多位代表:记者、法庭,以及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都能够帮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
问题六:为什么需要监督式民主?
基恩:我可以举个例子。在过去两年里,大众汽车努力尝试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在柴油机领域。它的柴油机通过了政府环保部门的检测,一切正常。直到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不起眼的非政府组织打算对大众汽车进行一次单独的检测。他们检测发现,在实验室里,发动机达到了美国尾气排放标准。但是当车开到公路上的时候,排放量却是实验室里的4到5倍。这个没有名气、资金匮乏的小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发给了环保组织和司法部。这份报告曝光了这个非常大的丑闻,而大众汽车因为在排放检测中作弊而被刑事起诉并重罚。这个事件无关选举,无关政党。这个非政府组织通过调查、监督、向所有人曝光真相维护了公众的利益。这是一个监督式民主的教科书案例。
我还可以举福岛核泄漏的例子。2011年,日本福岛县两座核反应堆因为地震而发生爆炸。当你去了解东京电力公司,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封闭的公司,不喜欢坏消息。东京电力拥有自己的记者,他们和东京电力的员工一起吃饭留宿,这使得东京电力不受到外部的监督。群体思维,无法做出危机处理等一系列问题,都在核泄漏事件中暴露出来。
当地震、海啸和爆炸发生后,东京电力的CEO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6天5夜。没有和记者说一句话,也没有和任何员工说话。用一个日语的说法就是他成了一条“落水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个完全不受监督的权力机构。这就是21世纪没有监督的集中权力会带来的灾难。
监督式民主包含了这样一种智慧:没有监督的权力将制造狂妄的受害者。不论是公司,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如果没有了监督,那就是自找麻烦。
问题七:自由公平的选举是否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基恩:我写过一本关于未来选举制度的小书,去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书里的一个观点就是民主在历史上并不意味着选举。古希腊的城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约莫一百个城邦拥有自己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里没有选举和代表。他们不把民主当成选举,根本不这样想。不进行选举的理由很多,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将印度的民主政治称为“选举政治”(Psephocracy)。这种对选举的过度迷恋,使竞选人在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如何在下一届选举中当选,把所有的精力、金钱、策略都投入到未来的竞选当中。这并不适合解决复杂的、长远的问题。如果没有选举,也就没有大把大把的竞选经费和政治献金,没有政党大佬和大资本、大金融家的勾肩搭背,没有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哗众取宠地赢得人们的选票。
民主若要保持健康,需要多种机制来制衡权力的运作,而不仅仅是选举。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想过,监督式民主一个非常独特的产物就是一系列机构组织让人们“记住过去”。在阿根廷诞生了新的网络媒体,例如叫做“公开记忆”(Memoria Abierta)的组织,来记录那些在军政府暴力独裁时期死去或是被迫消失的人,让他们也能有话语权。目前这个项目也在西班牙筹备中,西班牙内战制造了独裁政府,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公权机构来调查这段过去。
监督式民主不仅让人记住过去,还让人重视未来。“地球观察”(Earth Watch),G20等峰会,让人们聚集起来讨论未来,特别是关于环境破坏、物种保护、气候变化。选举很难[让一个政党]做到这些,因为通常她只关注当下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选举只是“一种”途径来决定“谁有权得到什么,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得到它们”。在监督式民主时代,我们慢慢发现且确信需要更多的途径来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问题八:量子道德理论(Quantum Ethics)是什么?
基恩:天哪!你真的要我说这些吗?你知道我们在悉尼有这样一个项目,有一群学者在讨论:人文学科能从量子物理里学到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我猜你肯定知道,比如在欧洲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从自然科学里汲取灵感。霍布斯将人的个体比做原子,相互排斥,因此会制造混乱、争斗,引发内战。所以他认为需要一个强势的政权来统治人们,维持秩序,从而提出了他的利维坦理论(Leviathan)。
我对量子物理的兴趣来自于她的不确定原则,平行宇宙,时空交汇等等。她的不确定原则,现实是由主观的认知构成的,是复杂多变的,看似却不然的,这些我认为都是民主的重要组成元素。你想想,监督式民主是一张复杂的监督网络,包括了人、组织机构、思想和语言,在不断地质疑、制约权力。
欧洲传统让我们认为空间是上下四方,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从前往后。而量子理论里的时空(space-time)概念却让我们去想象这两个维度的交汇,去想象存在着平行世界。理解这些概念意味着,抛弃我们过去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认识。我认为这和我的研究很相关,因为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坏习惯,把民主理解得天圆地方,古板不堪。例如,说民主是一个领土国家内部的概念,因此以国家为空间界限,以一次次的选举为时间界限。
我所有著作都是在质疑这种对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误解。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在监督式民主的形式下,民主这种存在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长距离的权力关系网中,产生各种蝴蝶效应。
如果要我总结一下,量子物理让我们去质疑现实的现实,去质疑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是不是不够民主,过于武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民主》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用更加民主的态度去讨论民主,去重新思考我们对民主的许多假设,例如说选举是民主的中心,或古希腊的民主人士认为奴隶制是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或是说没有国家就没有民主。这些都是值得质疑的。关注民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清这一点。
(视频拍摄/制作:界面新闻文化组罗志远)
作者: [澳] 约翰·基恩
版本: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0月
译者: 安雯
人物简介:约翰·基恩(John Keane) 当代政治哲学家,生于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是“悉尼民主网络”(SDN)的联合创办人和负责人。
英国《泰晤士报》将基恩列为在英国最具领导地位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并称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基恩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暴力与民主、公共生活与传播自由等。他最近的研究兴趣扩展到中国、亚太地区的民主政治问题。
其著作有《民主与媒体的堕落》《暴力与民主》《全球公民社会》《一种政治生活:汤姆·潘恩传》《中国式民主》(将于今年出版)等。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jiemian.com 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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